我的知青父辈 | 破茧
文 | 袁洁
1她反复问我，是不是能明白1969年的事
2012年深秋，我一个人到绍兴的安昌古镇。清晨，一位老妇人弓着背在河道边慢慢地刷洗一双黑布鞋，细致从容，仿佛可以用全部的余生来洗净那双鞋似的。这里和中国大多数乡下一样，很少看到年轻人，因此，仅仅为找人拍照一件事，也费了不少劲。他们说不会拍，甚至更老一点的，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而我也听不懂他的乡音。终于，在全镇最古老的“寺桥”上，我叫住一个步履匆匆穿枣色大褂的中年妇女。她竟讲一口清楚的普通话。起先说不会拍，后来又说让我教她，还主动站在桥边先当模特让我调好焦距找好角度。然后，开口便讲起：“其实我也不是这里人，我上海的。”眉宇间有飞扬的神色。
这是一位1969年下乡到安昌来的上海知青。她反复问我，是不是能明白1969年的事？我说是的，我父亲也是插队知青。她才放心了，继续说，那一年念初三，就到了这里来插队，也因为这里是父母的老家。后来嫁给当地人，就一辈子留在这里。到政策下来，可以有一人迁回去，她就把女儿的户口落在了上海。后来又生了个儿子，但户口已经回不去了，现在儿子也外出打工，她在老家照顾着孙子，眼下正是要去买宝贝孙子囔囔要的玩具。
她一直都把相机举成一个斜面，因此拍出来的照片并不好，但反复两次之后，我还是告诉她，拍得很好。她高兴极了。
与这位上海知青分别后，我反复在想这件事。第一次，因为父亲曾经的知青身份我获取了陌生人的一份信任。对于1969年的事，我的确不陌生，在课堂上介绍史铁生时，“00后”的学生问，什么叫“插队”，都从容细致地讲解了。我喜欢王小波《黄金时代》里的荒诞嘲讽及穿包臀筒裙的姑娘，也喜欢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质朴恬淡和萦绕耳边的陕北民调，也关注过一度叫嚣尘上的“知青忏悔”……
许多知青都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创造了知青文学和知青文化，这是很好的。我以为自己真的很清楚知青是怎么回事，要么带着浪漫主义眼光要么带着审视历史的态度。
可从那座寺桥上，我发现长久以来，我对知青的认识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很厉害的知青，他们是北京知青、上海知青，他们是作家、学者、官员；一部分是“小人物”的知青，他们像我的父亲、伯父、姑姑、姨妈等等沉默了一辈子，他们走在路上，花白的头发，佝偻着背，一个个普通的小老头儿小老太太，他们经历了回城、就业、下岗或退休，子女长大，有了孙子，那三年、五年、十年的插队生涯仿佛在回到小城那一刻就隐去了，不再属于可以陈述的事情，光静默地存在于他们的记忆深处。我所了解的是前一部分，后一部分却几乎是空白的。
1969年，上海知青在贵州省独山县（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从未向父亲问起插队的事，只通过偶然片段的提及隐约知道他是1969年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下乡，在乡下学会插秧、犁田、做木工和抽烟，到回城的时候已是1978年，在鸡犬交鸣的闽西小山村从活泼泼的少年硬是长成沉默寡言的青年。
我父亲是全家最支持我写作的人，在我放弃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过。小时候写好文章要投稿到作文选，需填“指导老师”，教数学的父亲往往自告奋勇道：“写我名字。”从初中起，我每一篇发表的文章他都保存，每一次发表他都比我更高兴，有时还会喜滋滋地带给亲朋好友看。到我恋爱结婚生子，安于小家庭对写作越来越疏懒的时候，父亲也不间断告诉我一些作品征集信息，或者念叨“某某又发表了”（曾与我在同一报刊发表过作品的人），见我不理，便无言地走开去。
木讷口拙的父亲就像一座冰山，一生中有太多隐藏在内心却表达不出来的东西，他欢喜看到我在表达上略有所长，也许希望有一天，我能为他表达点儿什么。
2美莲和国英的故事
我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爷爷的照片——一位儒雅的教师、小学校长，病逝于1967年。那时，他最大的孩子未满20岁，最小的才上小学，而这位敢作敢为的教育者，他的言行和命运将伴随着父亲弟兄姊妹六人一生，在此后的许多张表格里被屡屡提及，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困于“身份”问题，影响了前途的选择和命运的眷顾。
爷爷和奶奶
1946年（民国35年），意气风发的奶奶美莲从福建省立龙岩师范学校毕业，她在班级的毕业留言册上写道：“我们不但要能做事、能吃苦，还要能找事做、找苦吃，一切都抱着牺牲，以教育为前提，才能应付时代的潮流。”此时，她对人生之坎坷艰辛还没有心理准备，只有勃勃的青春理想和革命热情，她翻到同学陈振业那一页却很快掠过去——那里写道：“我极高兴做一个矛盾的人，爱冷静，也爱热闹，爱闲逸，也爱刺激，我以为人生需要快乐，也需要苦痛，需要和平，也需要斗争。”
美莲姑娘毕业后被分派到曹莲西南中心小学任教，认识了同事国英。身材瘦削、表情总是略为严肃的国英对这名新来的年轻教师照顾有加，又被她活泼的性格和灿烂的笑容吸引住了，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国英即是我爷爷。
爷爷和奶奶结婚
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决定举家迁往南面的厦门。此时正是国共两党最后决战时刻，南方炮火不断，一家人的行进速度很慢。1949年7月，过漳州时生下大女儿。抵达厦门的时候，漳厦战役打响，战乱时期难以寻得教职，一家人顿时陷入困顿，两个教书匠木讷讷地摆摊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10月，国民党守军兵败退缩到波光粼粼的海边。17日，解放军顺利登陆厦门岛南部突入市区，随后攻入鼓浪屿，临近正午，全厦门解放。在新中国成立和厦门解放的欢天喜地中，很快，国英和美莲就在市区的私立粤侨小学谋得了职位。
1957年以前，爷爷和奶奶的全家福
我凝视着1957年以前爷爷和奶奶的全家照片，奶奶穿着改良旗袍或摩登长袄，直挺着腰侧身抱着孩子，笑容宛若春天水岸边的红碧桃。爷爷几乎总是不笑的，只是笔挺地杵在妻子身后，可这种严肃却非出于性格的难以接近，而仿佛来自于某种善良和正义的品质。他如磐石，是妻子的靠山。
国英是在讲台上被带走的。关于那天的情形，我父亲也只能在别人的讲述中想象。风声鹤唳的整风运动，早有人盯上这位不拘小节、喜欢在课堂和办公室侃侃而谈，探讨民主、自由和正义的教师。此时，国英已升任校长，美莲调到另一所公立小学，这十年间他们养育了6个子女，可谓事业家庭两得意。命运总是在这样的时刻露出凄厉的本色，国英被调查历史问题，查出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的“黑历史”，又因言获罪，当年就以“反革命罪”发往闽西劳改农场，获刑三年。
爷爷的这段历史，不仅让这个幸福的家庭一下子转向，驶入苦难的轨道，也成为伴随父亲一生的梦魇。时年7岁的父亲不明白这件事的具体意义，而这整件事情却在往后的日子里变得越来越抽象，成为表格里抹不去的一行字，成为闽西红土地上那个孤独青年肩背上无法摆脱的十字架。
美莲开始独立生活，一个人拉扯一群子女，经济状况一落千丈不说，更难以忍受的是舆论的压力，只能把头埋得低一些，再低一些，把耳朵堵上，缄默无言。
1960年，美莲的母亲到厦门探亲，见女儿独自带6个孩子生活不易，便把最小的三个孩子带回龙岩老家抚养。我父亲成为留在美莲身边最小的孩子。但做母亲的有工作实在顾不过来，这孩子便整日整日地寄宿在好心的阿婆家。阿婆原是美莲家里经济条件好时雇请的保姆，自己只有一个女儿，见美莲日子艰辛，便提议将老三——我父亲过继给她当儿子，但美莲态度坚决：不同意。最终，我父亲认了阿婆当干娘。
干娘和干姐姐（阿婆的女儿比我父亲年长十多岁）在我父亲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扮演了比母亲美莲更亲密的角色，令他感激终生。
3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居然包罗万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父亲念到初二就被“停课闹革命”了。在一片火红的旗帜下，我大伯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串联去了。父亲对突如其来的革命狂热显然没有哥哥反应迅速，他收拾几样东西从寄宿制的中学回到家中。闷得发慌就跑到附近的大学校园里看大字报。
大字报上的内容15岁的少年一知半解，却读得津津有味，从副主席夫人的轶事到大学教师的所谓怪癖，所有这些，都被冠以“资产阶级思想”的罪名。后来我读王小波的《似水流年》，对李先生的大字报印象深刻。大字报这种载体，充满生活细节的描述，同时又导向荒诞，对一个少年看待和理解世界的眼光不会没有影响。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居然包罗万象，我父亲心中或许是有疑问的，尤其还亲眼目睹了两派在校园里的武装斗争。
既是“停课闹革命”，就不能如此逍遥。关于那两三年，我父亲在后来的入团申请中为了让履历“好看”，还是写上：参加厦门市大中专学校革命造反司令部XX中学革命造反铁军。而事实上，造反是什么？为什么造反？造谁的反？他很茫然，也无反可造。他想起留在煤矿就业的自己的父亲国英，究竟为什么父亲不再回来，并且自认为从校长到煤矿工人是最好的归宿？
1967年，国英因食道癌病逝。从1957年被捕，到1960年刑满，再到1967年逝世，十年间，除了春节回家和美莲团聚几日，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劳改农场溪南煤矿，天天挑煤、装煤，再没有读书的闲暇，只有劳动、累和病。在龙岩的小儿子小女儿偶尔来探望他，也算是难得的天伦之乐。我大姑姑后来不无遗憾地嗟叹：“那几年应该拍一张全家福的。”
不错，1957年以后这个家庭再没有一张全家福，距离最近的一张在1972年春节，彼时已没有国英，以往那个爱笑爱美的美莲也不见了，表情略显沉滞，子女则均已长大成人。
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下乡快三年了。1969年开春的某一天，天气响晴，父亲被突然召集回校，紧接着稀里糊涂地上了往闽西的列车，成为厦门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临行前，美莲的同事黄老师特意买了个黄色脸盆装上他的行囊。车窗里，看见站内人头攒动，到处是挥泪送别的人群，我父亲那时的心情，正如史铁生所说“倒没有很多革命的准备，也还来不及忧虑前途，既然大家都去，便以为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者探险，有些兴奋”。
成为“朦胧诗”领军人物的舒婷
这一年，后来成为“朦胧诗”领军人物的舒婷也从此地出发登上往闽西的列车，她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在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
1969年底，知青上山下乡告一段落，约24000名厦门青少年在闽西武平、上杭、永定县落户。1970年厦门本岛人口总数不足30万，上山下乡的人数几近市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初到永定坎市，在山区的生产大队里，父亲看到了一块块很小的田垄和东倒西歪的房子，这乡村景象和城里迥然不同。言语不通、不会使用锄头等农具都成为外来知青最大的困难。好在老乡们都是良善人，只要勤学肯干，很快就上手了。这另一种生活虽苦，但父亲并不厌恶，逐渐投入劳作的日常当中：犁田、耙田、插秧、割稻……夜里偶尔思乡，大部分时候，是累得四仰八叉倒头便睡。他好像更愿意这样踏踏实实的劳作，可以把城里所见到的诸多荒唐和不解抛诸脑后。
父亲上山下乡
父亲在此间学会了抽烟。劳动间隙和老乡、知青们蹲在田头抽一支，眯起眼睛遥望远处黛色群山，调动全身感官感受风吹稻田，即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距此东南方40公里处，是在后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被姜文拍入电影《一步之遥》的永定客家土楼群。
同去的知青，有人受不了这份苦，也是不甘于待在乡下，三天两头就托词跑回厦门闲晃。镇上一批有病的知青即将被遣返回厦门，他们一个个匆匆忙忙手忙脚乱地托运行李，喜悦之情明晃晃地挂在他们据说重病的脸上，刺进那些离不开的人心中。
1970年，在厦门教书的美莲因历史问题被下放龙岩的干校劳动，随即以“改造之身”被调到当地一所小学任教，此时她的6个子女全不在身边——大儿子、二儿子、大女儿均已下乡插队，小儿子和两个小女儿随外婆艰难生活，一家人回到了出发点——老家龙岩，却天各一方。
4如果所有的希望都幻灭，那就不抱希望
时间到1972年，首批插队的知青已经捱了三年，当初立志一辈子扎根农村，却被粗粝的现实销蚀了革命理想。有人真诚地在日记中写道：只要能回城当工人，即使干清洁工拉“泵箱”，我也愿！他们开始翘首以盼来自厦门的招工、招生信息，不乏各显神通。一些知青原本结伴而来，此刻却如猛兽撕斗在无边的森林里。
女知青间则更敏感于这样的事情：谁谁嫁人了，随随便便地找个城里人，或工人，或华侨，有经济依托的……再或者农村里房东的儿子什么之类的。
1972年冬天，我父亲还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入团申请被批准。从5月份递交申请至今已大半年，没有一点消息。他的入团申请书里如实写着：父亲 袁国英，解放前参加过反动的特务组织，解放后任XX小学校长……1957年因犯反革命案被判刑三年，60年释放，62年“摘帽”，63-65年参加国家普选……母亲 邱美莲，1945年学生时代参加过“伪三青团”，解放后在XX小学任教，1970年下放……他知道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于申请加入共青团几乎是致命的，但组织不可欺瞒，父母的历史除了接受毫无办法。至于回城，他对于自己这样的“黑身份”能被招工几乎不抱希望，县里“四面办”（文革时管理下乡知青的机构）的干部优先推荐的一定是那些又红又专身份好的知青。
父亲
那一年，舒婷因是独生子女被照顾从上杭回城。她后来说：假如没有这段酸甜掺半的山区生活，也许，我不会写诗。不久，她开始动笔写诗，并在手与手、口与口之间逐渐流传。
在芬芳的稻草堆和汩汩的清溪边，父亲为自己的出路感到茫然和无措，时常感到喉咙口被某种东西钳制住了。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曾出过“四代五翰林七进士”，此刻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翰墨飘香和诗意。他和其他知青不同，下乡几年来很少回家，常常周日也不休息，依然在队里做事。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便和村民到山上挖煤、去窑里烧炭。生产大队的几个干部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让他担任会计、记工员。可即便如此，入团的事依然屡屡受阻。他渐渐明白，队里的表现与前途出路毫无关系，人有时候是受困于一种无法掌握的命运。
好在对于父亲来说，认真干活、积极表现并非出于某种目的，而是天性使然，因此想明白这一点也并不让他感到特别难受。1973年7月，一年零两个月，他的入团申请才被批准。
1975年夏天，生产队组织村民评议推举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社员们一致同意推荐“思想好、劳动好、工作积极肯干”的父亲上大学。父亲得知消息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读到初中二年级的他从未奢望自己能有上大学的一天，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越过履历上的几行字，抛弃家庭出身的十字架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然而这耀眼的阳光似乎比那年夏季的闷热过去得更快，暑气还未退去，父亲的心就渐渐冷却下来了。那张承载希望的《大中专学校招生对象群众评议记录表》始终没有得到大队的大红戳，更没有被递交上去。家庭、身份是绕不去的坎，终将如影随形，一次次将青年热乎乎的希望与梦想碾成一地冰屑。
这段插曲似乎也是父亲插队生涯的最高潮。周末，他步行七公里到坎市镇上赶圩，卖鸡蛋的、卖糖果的、卖盐水油柑的……集市热闹非凡，每个人脸上都饱含对生活的热忱。他在镇上吃了一顿午饭，休息了一会，便又步行回生产队。很快，一年中最忙碌的“抢收抢种”就填满了他的生活，这件事也就渐渐过去了。
1975年冬天，沉寂许久的招工信息又一次让闽西山区的厦门知青沸腾起来：这回将有几百人上调回厦门，重新获得城市户口。武平、上杭、永定三县全都沸腾了，几乎人人都削尖了脑袋往一条道上挤。
这一年底，在武平发生了一件伤心的事，一名已结婚生子招工无望的女知青服农药自杀，以此让受制于“孩子户口随在农村一方”政策的儿子能顺利落户到已先行补员回厦的丈夫身边。
我父亲对知青间的“同室操戈”保持适当的距离，对招工一事更是漠然，不争取也不抱希望——事实上也无门路可走。身边同在一个队里的知青一个个招工走了，朋友走了，同学走了，到转年开春，大队七八名知青就只剩他一个人。
5他是一名老党员，仍然相信社会的公平正义
老乡们总认为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迟早要走的，哪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有些人却一直待到最后，比如我父亲。
1976年9月10日上午，村里的高音喇叭响起哀乐，很快，毛主席于9日凌晨去世的消息传遍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水田里的父亲艰难地抬起几乎直不起来的腰，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镰刀，他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完全没有准备，大脑一片空白，怔怔地盯着不远处一个农民仰身跌进后面刚刚割下的稻堆中。远处山中的杉树林发出呜咽的声音，他缓缓地回过神来，心中喃喃道：“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毛主席走了，那么还有谁来对这些知青负责呢？”一时间，父亲深深地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
这一年，父亲被任命为生产队长。虽然这个生产队只有四五户人家，但担任生产队长依然体现了大队对他的信任，他干活更是积极，带头组织生产，春节也不回家——甚至是干姐姐写信骗他说干娘重病才肯回厦门一趟——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此时，奶奶美莲已带着我叔叔二姑返厦（小姑留在龙岩工作生活），并恢复了工作；在武平插队的大伯也于1976年因兄妹二人在同一大队特殊照顾回城当搬运工人（这同时也意味着留下来的那个几乎很难再获得招工机会）。
1978年春，美莲55岁即将退休，补员的名额空出来，她决心要让仍留在农村的儿子回来。父亲得知消息内心非常纠结，一方面虽然已做好一辈子留在农村的最坏打算，但心底自然还是十分渴望回城与亲人团聚，另一方面，想到还在武平农村的姐姐，已经是年近30的“老姑娘”了，似乎更需要这个名额。
最终，在美莲的一再催促下，父亲带着对姐姐的愧疚于1978年7月补员回城，结束了十年的知青生涯。临走前，好几名农民社员悄悄地把自己的小幅黑白照片塞进我父亲的口袋，留作纪念。
大姑姑作为女孩儿再一次毫无争议地被牺牲掉，两次机会，一次给了哥哥，一次给了弟弟。
1978年11月，《中国青年报》刊登《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1978年11月，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大幅评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文章写道：“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我们希望，劳动部门、知青部门、教育部门的广大干部和社会各方面的同志，都把知识青年的成长作为一件大事来做，热情关心他们的疾苦，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坚决同一切危害知识青年利益的现象作斗争；特别是要大胆解放思想，根据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千方百计地广开城乡就业门路。”
上头政策已经松动，知青大返城的序幕已然开启。当年12月，大姑姑竟也顺利地从知青农场招工进厦门碾米厂。直至1980年，插队的厦门知青除了已婚的和已在当地就业的，几乎都离开了农村。
返城却并不是知青们的句点，而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这种新开端和十年前从城市到农村去截然不同，少年的冲动和理想一路蹒跚成而立之年的忧思和踌躇。我父亲回到这座出生的小城，却感觉格外陌生。他去美莲退休前任教的东沃小学报道，一路思忖着如何跟领导说自己不会教书。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十多年间知识的缺憾，一种想把时间抓回来重新投入学习却不可得的无力感蔓延全身。往后几十年，当父亲通过努力已经成长为一位颇有经验、受学生爱戴、同事尊敬的老教师时，依然对自己的学历和文化水平深感自卑，遇人遇事总是抱着虔诚学习的态度。
2000年，台湾的大表舅随1949年以前从厦门嫁到金门的老母亲回厦认亲。还在读中学的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好玩”的“大人”。他和我父亲几乎同龄，却与我所熟悉的那些凝滞低调、跟不上时代的父辈们迥然不同：聊摇滚，聊电影，谈历史，分享单车环岛旅行，他也上网，还注册了QQ账号，与年轻人基本没有代沟。大表舅的活泼和健谈也许是天性，但我内心总隐约觉得，如果我的父亲没有经历文革、上山下乡，也是顺利地读书、考大学、工作，也许会是完全另一个人。
美莲94岁了，已卧床多年，生活不能自理，由6个子女轮流照顾，却依然洞见清明、目光清亮。只是问起国英的事，总说“记不得了”。她终身未改嫁，离开已整整半个世纪的丈夫在她脑海中究竟是真的已模糊还是烙在深处无法言说？我父亲常常说：“母亲年轻的时候受过太多苦，现在再怎么孝顺都不为过。”
袁洁
“教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土生土长厦门姑娘（妇女）。喜欢写小说，爱四处走，从小立志写出很棒的故事，但蹉跎十多年总少毅力，理想远未达成，希望藉由“破茧”重拾写作热情。已在豆瓣阅读上架多部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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